今年在南方，聽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聽得大家叫“討赤”的一樣盛大。

而這“革命”還侵入文藝界裡了。

最近，廣州的日報上還有一篇文章指示我們，叫我們應該以四位革命文學家為師法：義大利的唐南遮（2），德國的霍普德曼（3），西班牙的伊本納茲（4），中國的吳稚暉。

兩位帝國主義者，一位本國政府的叛徒，一位國民黨救護的發起者（5），都應該作為革命文學的師法，於是革命文學便莫名其妙了，因為這實在是至難之業。

於是不得已，世間往往誤以兩種文學為革命文學：一是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

（6）一是紙面上寫著許多“打，打”，“殺，殺”，或“血，血”的。

如果這是“革命文學”，則做“革命文學家”，實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從指揮刀下罵出去，從裁判席上罵下去，從官營的報上罵開去，真是偉哉一世之雄，妙在被罵者不敢開口。而又有人說，這不敢開口，又何其怯也？對手無“殺身成仁”（7）之勇，是第二條罪狀，斯愈足以顯革命文學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這文學並非對於強暴者的革命，而是對於失敗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窮措大想做富貴詩，多用些“金”“玉”“錦”“綺”字面，自以為豪華，而不知適見其寒蠢。真會寫富貴景象的，有道：“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8）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殺，殺”，聽去誠然是英勇的，但不過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無敵軍，後面無我軍，終於不過是一面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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