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目的是用來保護制度內的人，為了讓大家的利益最大化，所以要採取很多技術手段。”趙嘉仁說的很流利，卻覺得司馬考對這段話的認知也許還不如學校裡的某一部分學員。被約談者簽字後才能具備完整性的約談記錄制度本來就是用來保護被約談者的。

司馬考對此的反應居然是受到了極大侮辱，那就說明司馬考並沒有把自己當做趙嘉仁體系內的一員。如果是體系內的一員，特別是自認是統治階級一員的，就該認為這種約談記錄也是自己的工具。

進士在大宋也是有一定影響力，趙嘉仁希望司馬考能夠理解這些，並且加入趙嘉仁的體系。所以他耐心說道：“確立這個制度是因為鬧出三條人命。當年蒲家向我這邊派出間諜，我知道有間諜，卻不知道間諜是誰。為了查間諜，當然要有問詢記錄。最後圈定了四個人。還都是我們比較重視的人。”

司馬考被這個故事吸引住了，他問了個問題，“間諜竟然成了你們比較重視的人？”

“司馬兄，如果間諜是在碼頭上天天扛包的，他又能掌握什麼訊息？我的船廠在馬尾，船隊也不怎麼到福州來。想要讓間諜起作用，得混倒一定位置才能知道比較機密的訊息。”趙嘉仁解釋道。解釋之後，他忍不住又跟了一句，“譬如想知道我們進口的米價是多少，扛包的肯定接觸不到。”

司馬考的臉微微一紅，然後擺擺手示意趙嘉仁別說了。趙嘉仁也沒追擊，他繼續講道：“當時我們問詢的人記錄後就拿去存檔。沒想到問詢的人裡面一個被蒲家收買了，他篡改了問詢記錄內容。四個人裡面有兩個蒲家的奸細，其中一個行跡明顯的被抓出來。另外一個蒲家奸細的行跡被扣到不是蒲家奸細的傢伙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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