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超先生喜歡寫些歷史題材的小說。他現在編一本期刊，要我寫一點稿去。可是寫什麼好呢？……

但孟夫子的囑託，又不能不承應。二十年前這一個山東小夥子，如今的蒼老和他的年齡豈不相稱，但可喜者，脾氣還不曾跟著老，依然是二十年前山東小夥子。粗疏莽撞猶昔，但魯直熱情也還如舊；這在我看其他的作品來，頗覺得文如其人。這一點本色是可喜的，在此"心畫心聲總失真"視為故常的時期。而於無寫處中覓可寫之物，我也講講歷史如何？

前些時候，有人喜歡讀《戰國》，議論奧妙，自非尼采式以上的"超人"不能發，亦不能領悟，我想：我們歷史上的戰國，怕不能照他們的心願而變質改形。乃至他們所發見的今日的"戰國"，怕亦不能照他們的心願而進行。但此亦何可深論，還是來談常識範圍的歷史。我也是對於歷史上的"戰國時代"曾經發生過興趣的人。試想一想：楊墨與孔爭有天下，惹得孟夫子屢次大聲疾呼，發極之態，情見乎辭；稷下先生們分庭講學，"最好老師"的荀況亦未能收統制之效，須待後來弟子李斯借秦政權而始實現之；此種思想上的決蕩鬥爭，可喜現象之一便是並未產生妥協調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是當時一件可注意的事：臨淄那樣的都市，擁有七萬戶，倘以八口之家計算，人口比今天的桂林還多，然而許行之輩還照行神農之教，可知原始生產方式依然保有"面"的廣度。但就大勢所趨而言，此時的社會經濟，變化發展是走的上坡路，從這些點上，我覺得對於戰國時代特別有興趣，未必全由於懷古，常記中國數千年的歷史，有可能成為大轉捩期之時代二，其一即戰國時代，秦是承繼了這發展趨勢的，李斯未必是開倒車的腳色，但秦的民族政策產生了經濟政策錯誤的副作用，及至漢朝厲行抑制商業資本的政策，遂使社會經濟發展陷於停滯。亭長起家的漢朝，十足做了封建貴族的忠誠的保護人。又一時代便是永嘉以後南北紛亂時期。那時也有思想上的鬥爭：佛，道，孔。但那時的社會經濟走的是下坡路，故居然有均田制，而均田制的目的還在挽救沒落的封建貴族，此在封建貴族不能不說是妥協，正如三教相爭結果產生奇怪的調和論。寫到這裡，忽見報載胡適博士在美國“三十八州州長會議"上發表演說，說"中國在二千三百年以前，即已廢除封建制度"，這正和桂林《大公報》曾經兩次告誡讀者，說香港僑胞飲茶之風，尋於晉朝的清談，而"清談誤國"，則"古有明訓"云云，都是叫人看了啼笑皆非。雖然，《大公報》的記者何足深論，而且，即使該報於痛斥當今刊物亦頗多"清談"之時，"小公園"①內尚登載頗難決定其為“清談"抑"濁談"的文字，言行本難一致亦何必深論；獨惜有歷史癖考據癖的胡博士而把分土的封建制與一般所指政治上與經濟上的封建制度混為一談，從知名實之間，辨析正亦不易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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