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想起些舊事，倒還值得回味一下。例如抗戰發生以前，有人推想一旦反抗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爆發了，文藝之神大概要暫時躲進冷宮，為什麼？為的是中華民族的反抗侵略和自由解放的戰爭，一定是拚死命的極其殘酷的鬥爭。一切都為了戰爭，而戰時生活當然又不穩定，文藝之類似乎是生活相當穩定時的產品，所以在戰時不但作者意興闌珊，恐怕讀者亦無此雅興，何況還有物質的困難，如印刷條件缺乏等等……。

當時對於這論點，我曾盛氣駁之。所舉理由，在彼時亦並未超乎常識以上，在今天更已成為平凡的現實，此處相應從略。這位可敬的論者，在"七七"以後便投身於最艱苦的鬥爭中了，親身的經驗當已確認即使在被封鎖的、文化落後的、天天有戰爭的區域，文化運動還是需要，而且比那些較為平靜而熙攘於戰時景氣，競誇"繁榮"的後方都市更為迫切地需要，文藝呢，在那些山坳子裡本來玉趾罕見，可是倒隨同硝煙血腥而發展，而且真正為大眾所需要所享受。我又想起人家告訴我的關於他的一件"軼事"：抗戰那年他在某處，適逢魯迅先生逝世紀念，在一個莊嚴的紀念會中，他要求說話，可是他登臺以後只說了這麼一句：“大家以為魯迅所指斥的奴隸總管就是我，其實不是！"不知怎的，這個"軼事"給我印象很深，同時他的印象在我腦中亦為之一新；我想凡在當時文壇有過牽惹的，或許與我有同感。正像告我以此"軼事"的我們的那位女作家在述說以後莞爾曰：怪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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