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秋，我眼疾、胃病、神經衰弱並作，醫生囑我少用眼多休息。閒來無事，我就常到盧表叔公館去，跟一些同鄉故舊晤談。他們是盧公館的常客，他們中有開工廠的，有銀行家，有公務員，有商人，也有正在交易所中投機的。從他們那裡我聽到了很多，對於當時的社會現象也看得更清楚了。那時，正是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在津浦線上大戰，而世界經濟危機又波及到上海的時候。中國的民族工業在外資的壓迫和農村動亂、經濟破產的影響下，正面臨絕境。為了轉嫁本身的危機，資本家加緊了對工人的剝削。而工人階級的鬥爭也正方興未艾。翻開報紙，滿版是經濟不振、市場蕭條、工廠倒閉、工人罷工的訊息。我又時常從朋友那裡得知南方各省的蘇維埃紅色政權正蓬勃發展，紅軍粉碎了蔣介石多次的軍事圍剿，聲威日增。尤其彭德懷部紅軍的攻佔長沙，極大的振奮了人心。這些訊息雖只片段，但使我鼓舞。當時我就有積累這些材料，加以消化，寫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的農村的交響曲的小說的想法。

一九三○年夏秋間進行得很熱鬧的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對於確定我這部小說的寫作意圖，也頗有關係。當時的論戰者提出了三種論點：一、中國社會依舊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推翻代表帝國產義、封建勢力、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蔣介石政權，是當前革命的任務，領導這一革命的是無產階級。這是革命派的觀點。二、中國已經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應由中國資產階級來擔承。這是託派的觀點。三、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可以在既反對共產黨，又反對帝國主義和官僚買辦階級的夾縫中求得生存和發展，建立歐美式的資產階級政權。這是一些資產階級學者的觀點。我寫這部小說，就是想用形象的表現來回答託派和資產階級學者：中國沒有走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中國在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買辦階級的壓迫下，是更加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中雖有些如法國資產階級性格的人，但是一九三○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不同於十八世紀的法國，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前途是非常暗淡的。它們軟弱而且動搖。當時，它們的出路只有兩條：投降帝國主義，走向買辦化，或者與封建勢力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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