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我從牯嶺回到上海。德沚因為小產正住在醫院裡，她告訴我，南京政府的通緝名單上有我的名字，前些日子有熟人問起，她就對他們說：“雁冰去日本了。”“現在你回來了，"她說，“怎麼辦呢？”我想了一想說，“你仍舊說我去日本了。我暫時不出大門，也不見人。"我們的家在東橫浜路景雲裡，是華界，住在同一條弄堂裡的，許多是商務印書館的職員，他們都認識我。即使我偶一露面，也難保不傳到蔣介石手下人的耳朵裡。而那時，我對於大革命失敗後的形勢感到迷茫，我需要時間思考、觀察和分析。自從離開家庭進入社會以來，我逐漸養成了這樣一種習慣，遇事好尋根究底，好獨立思考，不願意隨聲附和。這種習慣，其實在我那一輩人中間也是很平常的，它的好處，大家都明白，我也不多講了；但是這個習慣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這就是當形勢突變時，我往往停下來思考，而不象有些人那樣緊緊跟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敗，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觀，它迫使我停下來思索：革命究竟往何處去？共產主義的理論我深信不移，蘇聯的榜樣也無可非議，但是中國革命的道路該怎樣走？在以前我自以為已經清楚了，然而，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季，我發現自己並沒有弄清楚！在大革命中我看到了敵人的種種表演——從偽裝極左面貌到對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殺；也看到了自己陣營內的形形色色—-右的從動搖、妥協到逃跑，左的從幼稚、狂熱到盲動。在革命的核心我看到和聽到的是無止休的爭論，以及國際代表的權威，——我既欽佩他們對馬列主義理論的熟悉，一開口就滔滔不絕，也懷疑他們對中國這樣複雜的社會真能瞭如指掌。我震驚於聲勢浩大的兩湖農民運動竟如此輕易地被白色恐怖所摧毀，也為南昌暴動的迅速失敗而失望。在經歷瞭如此激盪的生活之後，我需要停下來獨自思考一番。曾有人把革命成功前的紛擾起伏，比之為產婦分娩前的陣痛。一個嬰兒的誕生，尚且要經過幾次陣痛；何況一個新社會？大革命是失敗了，陣痛仍在繼續。不過，當時乘革命高xdx潮而起的弄潮兒，雖知低潮是暫時的，但對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仍在摸索之中，我以為我這看法，是有普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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