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過分的穩定和過於嚴格的禮儀約束，會使一個社會失去活力。春秋時代中國之所以能夠生機勃勃，絢麗多彩，是因為列國競爭的環境，使得春秋時代遠比西周時代的空氣更為自由。

在西周前期，在分封制基礎上的大一統運轉良好，秩序井然，紀律嚴明，社會安定，堪稱“盛世”。然而人們的創造力和活力也被重重禮制嚴重束縛住了，除了一個周公，西周前期並沒有出現偉大的思想家。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國諸侯與周天子之間的血緣聯絡越來越淡漠，周王對地方的控制力越來越弱，中國進入了春秋戰國長達數百年的動盪期。在這個動盪時期內，王室衰微、“禮崩樂壞”。多極的政治格局和激烈競爭的社會環境，使各國統治者急於延攬知識與人才，人才可以四處流動，從貴族、士人到普通農民，人人都擁有逃亡的自由，或者說用腳投票的自由。孔子見七十二君，就是說孔夫子他老人家走遍了七十二個國家。由此造成社會控制的鬆弛，人的身份不再是不可鬆動的禁錮，人的精神首次獲得空前的自由發展空間。同時，正如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所說：“周既不綱，權利四散，遊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於天下，不容於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見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謂‘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論之自由。至是而極……豈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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