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基督教四下傳教，西醫是最好的敲門磚，只有在中國例外，因為中國自己有醫生。而且中國的醫生，不是下九流，而是正當職業。好些儒者也深通醫術，讀聖賢之書，做朝廷的命官，順便給人抓方看病，也是常有的事。當然，只讀了湯頭歌就敢給人看病的庸醫，也從來都有。不管怎麼說，古代的中國不缺醫生。所以，當年利瑪竇為首的耶穌會士們進入中國，選擇的是做西儒，以讀書人的身份進來，用儒學的語言，借西方的科技用品，比如三稜鏡，來打動中國計程車大夫。不用說，這種做法，一時間很是奏效。

不過，到了清代，由於羅馬教廷的頑固態度，中西之間的禮儀之爭，使得這種“西儒”傳教法風光不再。再次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們，還只能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老法子，以醫行教。最早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大多是醫生。不管有多少人只信中醫而不信西醫，但是，傳教士們卻只能固執自己的醫術，像姜太公一樣，等著患者上門。

好在，再次來到中國傳教的傳教士們，已經由他們的政府打開了中國的政治大門，不用過分擔心被中國人以武力驅逐。西醫的敲門磚不夠合適，但一時半會兒，也只有這個能用。等到傳教士們再度想起利瑪竇的高招，已經是19世紀末的事了，即便如此，天主教的神父們也堅決不肯，肯的都是新教中人，像李提摩太、林樂知這些人，再度跟中國計程車大夫交朋友，成了維新志士的啟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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