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民高士眼中的梵高

傳記是一種格外微妙的文學形式，很難說它更多地體現的是傳主的性格還是作者的性格。斯特雷奇《維多利亞名人傳》和林語堂《蘇東坡傳》肯定屬於後者，理應列入作者本人的文學作品而非關於傳主的歷史資料範圍。豐子愷這部《梵高生活》顯然也屬於這一類。梵高的形象實在太像《後漢書》或《明史》的逸民高士，或者更加正確地說，太像豐子愷性格的某一部分。“少有逸才”“仙風道骨”“傲世輕俗”一類的考語完全可以自動各就各位，彷彿梁鴻或倪瓚以蘇東坡傳奇小說的方式投生到荷蘭新教徒牧師家裡。

“人品既高，氣韻不得不高。”在豐子愷的眼中，印象派對自然主義的勝利無異於南宗寫意對北宗寫實的勝利。藝術乃是東洋國粹派的最後避難所。自岡倉天心以來，許多美術評論家執著地主張：藝術不同於科學，東洋的藝術自有其獨到的優勢。機械的西方人早晚會發現東方的高明之處，轉而移樽就教。有些西方人確實這樣做了，例如埃茲拉·龐德。梵高確實也是日本浮世繪的收藏者和崇拜者，所以豐子愷的參照系黑田重太郎有幾分謬託知己的資格；但浮世繪在東洋也是偏於寫實和“市井”而非“氣韻”和“文人”的流派，所以豐子愷自己的心理投射多少有失節制。梵高畢生痴迷色彩，尤其像孩子一樣痴迷鮮亮的“地中海式”暖色，因此遭到法郎士的暗諷。如果他的精神結構與東洋心有靈犀，最恰當的“靈魂伴侶”也應該是安土桃山時代（織豐時代）的平民藝術。這種藝術充滿了俗氣的喜慶和肥壯的人物，完全不是枯形瘦骨、意高旨遠的元人水墨風格。喜多川歌麿和魯本斯都是土豪“三俗”藝術品位和“貪婪”生命力的體現。賈府裡的焦大即使像豐臣家的土鱉一樣暴發，也不會欣賞八大山人的。豐子愷和他的精神導師李叔同無論如何都是士大夫傳人，孱弱的優美在氣質上反而更接近於儒雅幽玄的京都公卿。他們不大能理解，為什麼“地中海的陽光”“豔麗豐滿的色彩”和“健康的生命力”在梵高的世界中幾乎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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