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體的主權與邊界——羅馬德性與以色列使命的戰爭
古典共和政體建立在宗族共同體的基礎上,名垂青史的偉大愛國者幾乎都出身於源遠流長的偉大氏族。共同體至少在最初階段,政治權利依託於氏族。城邦在其萌芽和全盛時期,幾乎沒有遊士和縱橫家上下其手的空隙。個人的政治主張和宗族的政治傳統很難區分,流放和榮耀同樣不分彼此。阿爾克邁翁家族就是伯里克利,利用波斯反對斯巴達是他們的出生印刻和永恆使命。近代人喪失了許多歷史理解力,在希波戰爭時期稱他們為(希臘的)賣國賊,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稱他們為(雅典的)愛國者,彷彿他們隨著時代而改變了自己的德性。米太亞德家族恰好相反,將聯合斯巴達反對波斯的傳統維持到客蒙和修昔底德時代。近代人由於錯誤的代入感,同時讚美反對波斯的戰爭和反對斯巴達的戰爭,在希波戰爭時期稱他們為(希臘的)愛國者,在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稱他們為(雅典的)保守反動派。其實兩大家族都是始終不渝的雅典愛國者,不過只能以他們黨派的方式愛國。
雅典民主以宗族黨派的形式展開,正如英國民主以士紳黨派的形式展開。出身是德行的保障,證明政治家是有根的地方共同體成員。有根政治家(相當於《宋史》所謂的土豪)不太容易作出不負責任的事情,因為兔子不吃窩邊草,且誰都不願意把糞便倒在自己臥室裡。選民喜歡名門望族的候選人,因為後者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如果中國讀者不能理解有根土豪和無根遊士的區別,不妨做一個思想實驗:選民更信任張季直,還是梁任公?前者的決策如果損害地方利益,肯定會連累自己;後者身輕易遁,隨時可以而且確實經常改變投機物件。雅典民主在其天真時代,基本上由老加圖所謂“滿口大蒜味的土鱉元老”包辦。鄉民只要看到政治家出面,就知道他的基本政綱,因為他爺爺早就見過政治家的爺爺。論證說服雖然不是多餘的,但遠沒有雄辯家自以為的那麼重要。無論修辭學教師多麼善於自吹自擂,氏族的鐵桿支持者都不會支援敵對氏族。這些頑固分子是雅典民主的壓艙物,非常歧視知識分子和外來人。隨著雅典日益強大、富裕和開明,知識分子和外來人越來越多,傳統道德或偏見越來越動搖,公民的血統越來越混雜;雅典民主就越來越激盪,遊士政治家就越來越多,土豪政治家就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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