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著作有兩種：單純考據的歷史，為政治哲學服務的歷史。二者差異之大，不亞於乾嘉之學和義理之學。前一種著作針對文科的專業技術人員，後一種著作針對公眾或外行讀者。波舒哀、伏爾泰、麥考萊、馬克思、韋伯、斯賓格勒、湯因比、哈耶克、凱恩斯影響最大的著作都屬於後一種，在考據意義上都不合格；但公眾的世界想象和歷史圖景幾乎完全由後一種著作塑造，“資治通鑑”而非“為學術而學術”才是他們重視的價值。在他們的偉大體系中，政治哲學構成無所不在的磁場，歷史材料僅僅是看得見的鐵屑，沿著看不見的磁力線自動歸位。證偽某些材料對整個體系幾乎沒有影響，因為可以自動歸位的鐵屑數不勝數，隨時可以更替而無須改變任何重要論斷。

這種體系的唯一替代物就是其他體系，而不是任何高度精確的材料。它們就像地圖，肯定有簡化和歪曲的地方。惟其如此，才能為異鄉人指路。一幅處處精確得“跟王國一樣大的王國地圖”，即使在博爾赫斯的小說裡，也毫無價值。如果某種體系不能滿足你，你需要的替代品應該是更有指示性的地圖，而不是更精確的地圖。例如，你可以得到更有用的汽車交通圖，但它肯定會拉直和簡化山脈河流的真實形狀。

托克維爾的著作無疑屬於這種體系。它們可以列入絕對主義和近代早期的歷史著作，但意義不大，因為思辨和分析太多而原始材料太少，不符合歷史技術員的期望。托克維爾真正的知音都是廣義的社會學者或政治學者，希望“通古今之變”並從中獲得啟示或洞見而非可靠的事實。洞見是經驗和直覺的產物，不能證明只能領會。讀者必須分享作者眼中的世界圖景，對照自己心中的世界圖景，以古證今，才能資治通鑑。如果僅僅根據表象劃分“某某主義”“某某派別”，就會消泯醍醐灌頂的啟示，而後者恰恰是這種著作的真正價值所在。如果你把貓咪和金魚劃為自由派，把老虎和鯊魚劃為保守派，得到的結果就會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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