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曾經坦率地說，他執迷於大統一理論的動機不在功利，而在審美。也就是說，在簡潔優美的理論照耀下，紛繁混亂的自然現象突然變得井井有條。人人都抗拒不了這種醍醐灌頂的幸福感。人文學者其實懷有同樣的野心，希望各種零散知識之下存在某種深層次的統一規律。於是，他們不斷犯下同一方向的錯誤，在根本沒有聯絡的地方發現想象的規律，把大鯨和鯊魚歸為同類。相反方向的錯誤極其少見，因為誰都不願意否定確定可靠的聯絡。可惜這種確定的聯絡實在太少，無法滿足全世界學者共同的價值偏好。

20世紀60年代是“現代化研究”的鼎盛時期，在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之間的半真空地帶產生了許多著作。這場運動其實是冷戰的間接產物。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想知道怎樣才能順利實現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平穩過渡。他們希望能找到現代化的靈丹妙藥，然後散發給不幸的第三世界人民，就像好心的美國大兵向柏林兒童發放糖果一樣。更何況，這樣一來，蘇聯人就會無計可施。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和塔爾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都是這場運動的頂尖人物。他們跟大多數社會學家一樣，以兩位“馬克斯（思）”（馬克斯·韋伯和卡爾·馬克思）的工具箱為看家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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