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所有對蕭衍的批評，可以總結出三宗主要“罪過”：

第一宗罪：佞佛。蕭衍以佛教為南梁的“國教”，熱衷造寺和法會，揮霍國力。

蕭衍時期，南方有佛寺近三千座，僧尼近百萬人，其中大多數是在他登基後膨脹起來的。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都是他的傑作，只是大大低估了實際的寺廟數量。蕭衍還是佛教活動的慷慨贊助者，不斷召開規模空前的法會。這些大規模的造寺和法會，都由國家埋單，逐漸掏空了國庫。大批人口出家或者託庇在佛教勢力之下，又削弱了國家的賦稅能力。蕭衍不僅不反省和補救，而是一條道走到黑，越做越過頭，上演了多場“皇帝出家”的鬧劇。出家的地點都是皇宮附近的同泰寺，第一次是普通八年（527）三月八日，蕭衍捨身出家，三日後返回；第二次是大通三年（529）九月十五日，蕭衍在同泰寺參加法會，興之所至，脫下龍袍換上僧衣，出家了。二十五日，群臣捐錢一億，向佛祖禱告，請求贖回皇帝，兩天後蕭衍還俗；第三次是大同十二年（546）四月十日。這回，群臣花了兩億錢將其贖回；第四次是太清元年（547）三月三日，蕭衍在同泰寺住了三十七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資一億錢贖回。這些鉅款讓本就枯竭的國庫雪上加霜。

第二宗罪：縱惡。蕭衍為政極其寬鬆，對宗室親貴犯罪不加懲治，導致朝政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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