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從世界文化任何一個角度來看，我們中華民族實在是個“愛好文學的民族”（a nation of literature lovers）。在19世紀以前，我們用漢文、漢語保留下的文學作品與文學史料，實非其他任何語言所可望其項背。

古人說“六經皆史”，但是在一個學現代比較史學的人看來，我們傳統中國，官私作品，實在是“百史皆文”。寫歷史、寫函札、寫公私文告，首先注重的便是修辭和文藻。上法堂打官司、到朝廷告御狀，往往只要你文字鏗鏘，官司也就打贏了一半。

這種風氣濫觴的結果，往往就以辭害義，在敘事的精確性上和在論理的邏輯性上，都受了影響。汽車兩三輛，朋友七八人，講起來多麼順口、好聽、有文學情調，管他是兩輛還是三輛、七個人還是八個人呢！

因此做“馬虎先生”也是我們生活方式中的“本土性”之一種吧。

子曰：“必也正名乎！”我們要談華裔海外作家的“本土性”，先得給“本土性”下個明確的定義。

“本土性”的定義

在這世界上，每一個特殊民族，都有其與眾不同的特殊文化傳統和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由這個特殊傳統、特殊生活方式所孕育出來的特有的民族心態——這一特殊民族心態，就是所謂“本土性”。這在英文詞彙裡通俗地說來，中國人的本土性則是the Chineseness of the Chinese，沒有中國“本土性”的中國人，在70年代美國少數民族運動中，往往被激烈分子詛咒成“外黃內白的‘香蕉’（banana）”。其實，近百年來的北美洲，乃至今後一百年的北美洲，也不會有百分之百的“香蕉”——既然“外黃”，內心亦不可能“全白”。話說到底，縱是“全白”，也並不是什麼“壞事”，因為“全黃”也不代表什麼“好事”。Chineseness不是個道德名詞，它只代表一種“民族心理狀態”（ethnic-mentality），而這個狀態，也是或多或少永遠地流動著，它不是一成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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