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老人在世時，我是見到過他兩次的。

第一次是1977年5月23日，上海舉行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活動。一次規模很大的活動。正式出席的有三百餘人，曰“代表”。前一年10月已經粉碎了“四人幫”，而我於那一年的9月畢業。我是以復旦大學中文系特約學生“代表”的身份參加的。復旦大學中文系也就分到了那麼一個學生“代表”名額的。我之所以將“代表”二字括上引號，乃因都非是選舉產生的，而是指定的。

於我，那“代表”的資格是選舉的也罷，是指定的也罷，性質上都是沒有什麼區別的——無非就是一名在校的中文系學生參加了一次有關文藝的紀念活動而已。如今想來，對於當時那三百餘位正式“代表”而言，意義非同小可。正因為都是指定的，那體現著粉碎“四人幫”以後的中國政治，對眾多文藝界人士的一種重新評估；一種政治作用力的，而非文藝自身能力的、展覽式的、集體的亮相。中老年者居多，青年寥寥無幾。我在文學組，兩位組長是黃宗英老師和茹誌鵑老師，我是發言記錄員。文學組皆老前輩，連中年人也沒有。除了我一個青年，還有一名華東師大的女青年，也是中文系的在校生。

巴金老當年便是文學組的一名“代表”，還有吳強、施蟄存、黃佐臨等。我雖從少年時期就喜愛文學，但有些名字對於我是極其陌生的。比如施蟄存，我就聞所未聞。我少年時期不可能接觸到他的作品。新中國成立後，除了某些老圖書館，新建的圖書館包括大多數大學的圖書館裡，根本尋找不到他的作品。新中國成立後，他的作品大約也是沒再版過的吧？考慮到學科的需要，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閱覽室雖然比校圖書館的文學書籍更“全面”一些，雖然我幾乎每天都到閱覽室去，但三年裡既沒見過施蟄存的書，也沒見過林語堂、梁實秋、胡適、徐志摩、張愛玲、沈從文的書。這毫不奇怪。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文革”中，全國一概的圖書館，是被一遍一遍篦頭髮一樣篦過的。他們的書不可能被我這一代人的眼所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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