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中央蘇區出現的群眾成規模逃跑事件，是蘇區發展過程中積累的一系列問題的集中顯現。

群眾逃跑在蘇區初創時期也有出現，贛東北蘇區初創時，“因經濟發生恐慌，常有逃亡”。[63]當時或是出於國民黨長期負面宣傳影響下對中共和紅軍的不理解、恐懼，或是對國民黨軍可能的報復行為的擔心，或是蘇區本身政策的失誤，蘇區或多或少有過部分群眾逃跑。尤其是肅反的錯誤，曾造成群眾短時期的恐慌和逃跑。1932年湘贛蘇區報告，上猶縣“營前一區逃跑了三千餘群眾到白區去”。[64]不過總的來看，蘇區穩定後，廣泛涉及各種成分群眾的大規模集中逃跑的事件較為少見。而且，還有群眾往回流動的，毛澤東《興國調查》中提到：“因為革命勝利，彭屋洞早先去泰和耕田的農民這時候回來了十二個人，因為泰和那邊還沒有革命，聽到興國革了命，有田分，都回來。”[65]

中央蘇區群眾集中逃跑始於1933年下半年，首先從邊區的萬泰、于都、連城等地開始，並迅速蔓延。這一問題的出現，查田運動是直接導火索。何長工根據其在粵贛工作的經驗談道：“在地方工作中，實行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限制中農發展的錯誤的土地政策，使部分群眾發生動搖，根據地邊沿地區出現了一個短時間的部分群眾‘外逃’的現象。”[66]早在運動大規模展開的初始階段，一些地區就出現逃跑問題，樂安招攜“在幾天之內有幾百群眾隨同富農地主跑到白區去”，尋烏、會昌等縣在運動中查出的地主、富農紛紛“乘夜逃上山，實行土匪生活”。于都段屋、嶺背、城市、寨下面等區“查出的地主土豪富農有三分之二乘著天雨水漲，星夜乘船順水而逃，浸死頗多”。[67]同時受到查田亂劃成分影響，部分查田運動中尚未遭打擊的普通民眾也開始逃跑，勝利車頭、河田、仙霞觀等區“少數群眾同下贛州城”。贛縣長洛、大埠、白露、良口、大田等區“少數群眾逃到白區”。[68]隨著運動進一步展開，觸犯中農、貧農的運動擴大化現象加劇，原來的貧農、中農大批被劃為地主、富農，弄得人人自危，逃跑面迅速擴大，形成“成群結隊整村整鄉”[69]逃跑的惡劣局面。于都“嶺背區特派員亂打土豪，故意將中農當地主打，造成群眾恐慌和逃跑”。[70]萬泰縣窯下區郭埠鄉不顧貧農團會議許多人反對，強行將一人劃為富農，結果二三天內群眾“就走了一大批”，由於該縣普遍存在“工作人員亂打土豪，把貧農中農當做地主富農”的問題，群眾逃跑十分嚴重，“塘上區有群眾約六千人，逃跑的在二千人以上（一說二千三百人，縣委報告是一千八百人），而且大部分是男子。”[71]資溪縣由於“發展查田運動”，“十餘天來，各區群眾向白區逃跑現象日益發展，從一鄉一區蔓延到很多區鄉，從數十一批增加到幾百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從夜晚‘偷走’變而為明刀明槍的打出去，殺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主席秘書走。”[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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