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次反“圍剿”準備過程中，紅軍的正規化建設受到較多的重視。應該指出，隨著紅軍的逐漸壯大，蘇維埃區域逐漸穩固，紅軍正規化建設得到更多強調確屬順理成章。博古在第五次反“圍剿”前夕對紅軍將士提出要求：

第一，我們應該最好的來使用我們現有的武器，射擊、刺殺、高射、手榴彈之擲拋、機關槍自動步槍之熟練的使用，火力之配備及協同動作，基本動作之純熟，警戒的嚴密，行軍、夜間動作、衝鋒等等，必須使得我們在這些方面，我們應該發揚到最高限度，最好的最精確的熟練的使用我們一切現有的武器與技術。第二，我們必須最好的來防禦一切敵人的新式武器與奪取他們來武裝自己。譬如防空對空射擊、防毒、坦克車、裝甲淺水兵艦等等，在五次“圍剿”中必定將更多更大的採用這種新式武器，我們必須使每一個指揮員戰鬥員都瞭解這些武器作用與效能以及抵抗他的方法，不致於在它突然出現時，給我們以慌亂或重大的損失，並且要奪取這些武器為我們使用。第三，對於指揮員應該是更大的加深戰術與戰略的研究，要最靈活的運用我們在國內戰爭中豐富的經驗及最新戰略與戰術的原則。[87]

在蘇維埃運動中享有很高聲譽的領袖方誌敏也提出：“遊擊主義的殘餘，什麼事都隨便、馬虎、不認真，以軍事為兒戲，這是我們創造鐵的紅軍的工作中最有害的殘餘。”[88]其實，毛澤東對紅軍的遊擊主義和正規化建設曾有中肯評價，他認為：“遊擊主義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規性，就是不集中、不統一、紀律不嚴、工作方法簡單化等。這些東西是紅軍幼年時代本身帶來的，有些在當時還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紅軍的高階階段，必須逐漸地自覺地去掉它們，使紅軍更集中些，更統一些，更有紀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說使之更帶正規性。在作戰指揮上，也應逐漸地自覺地減少那些在高階階段所不必要的遊擊性。在這一方面拒絕前進，固執地停頓於舊階段，是不許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於大規模作戰的。”[89]這都正面肯定了一定條件下紅軍正規化建設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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