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淮鹽利化為政治問題，以中唐為樞紐。安史軍興，河朔隱為敵國。六師百萬，仰命東南。[121]租庸調財政無以為繼。兩稅之興，其要在間接稅取代直接稅。基層管制權力衰退，間接稅乃其迂道。朝廷壟斷重要消費品之轉運、銷售，凡消費區無不事實納稅於長安，即令該地政治叛逆，無礙歲入。故朝廷必爭之地，僅限於重要貿易點及運道。

此道短期後果，即在樂天諷喻詩“鹽商婦，多金帛”“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樑買茶去”。吳元濟梗淮西要路而受“獨柳之禍”[122]，若居邊鄙原可世傳，不勞官軍大動干戈。淮南節度使以使相之尊，度支天下。高駢跋扈，天子乞食。黃巢以武裝私鹽販而傾社稷。長期後果見於間接稅之天生弱點——政商融合，劫貧濟富，犧牲獨立生產者。宋、明庶富日增而民氣慘鬱不蘇，外益柔而內益厲。華夏微弱王統垂絕，與此不無干系。

法愈久則弊益增。黃巢、錢王（吳越王錢鏐）以私鹽起家，自是鹽販與流民黑幫結不解緣。海鹽重於井鹽，兩淮尤為重中之重。光棍、遊手嗜利雲集，民風大變，曠悍好武。多事之際，豪傑興焉，以鹽養軍，以軍護鹽，頗似今之緬北毒梟革命軍。汪信之以此亡身，張士誠藉此得國。

明祖嗜暴，必效蒙古世襲制，軍戶、鹽戶、匠戶、富戶、惰民之屬，各立名冊，兵法部勒，大行酷虐。鄭和西行，金陵匠戶折損過四成，兵丁類此，雖斯大林亦愧弗如。明此，當解儒臣毀鄭圖記以絕其根，實有儒術民胞物與之心。洪宣以降，軍戶、富戶、匠戶逃散逾九成，獨鹽戶、惰民尚存，不齒齊民，不與科舉，獨當重負，遠過小農。彼之社會生態近於黑幫，仇視社會，不重廉恥，好勇輕生，皆屬當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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