鈔者，出於民間票據，其“非國家化”原系自然。私幣維持信用，嚴於刻己，有命長於皇室者，不贅述。可留意者，鈔法甫入官府，即財政擴張主義—官商經濟學—黷武主義—惡性通貨膨脹固結不解，橫亙宋、金、元、明四朝，遺一超早熟之自我毀滅紀錄於國史。為行文便利計，泛稱“寶鈔體制”(下同)。

四朝度支，鹽、鈔聯用，以其皆有國家社會主義性質，便於中樞以意為輕重，較之田賦正供零星散碎，定額難增，非與地方利益做複雜迂曲妥協，汲取不易，未可同日而語。鹽引、寶鈔，操之在我，乃經濟中央集權、經濟政治化關鍵步驟，並非“萌芽論”“東方中心論”幻想中之近代化，而系秦政—政治中央集權之越界擴張。行此道者，當時及後世皆視為商君、弘羊傳人，明史臣春秋筆法所定之“言利之臣”。

皇室之慾食免費午餐者，代不乏人，然於實物或金屬貨幣時代，其道易窮。沈郎（沈充）之青錢、馬氏（馬殷）之鉛鐵錢、蔡相（蔡京）之當十大錢，枉負罵名，技止此耳。真能廓清歷史絆腳石，預演金元劵救國策，仍有待於異族王朝。

言利之臣在宋，不過兩黨之一，王、蔡、秦、賈（王安石、蔡京、秦檜、賈似道）皆困於儒家保守主義及農村—地方利益集團，不得暢行其志。金元改制，以削臺諫為急，以為宋制錯亂，監察行政犬牙交制，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大損行政效能。“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過河”，亡國之由也。臺諫失柄，即儒學“輿論指導政治”核心價值觀慘遭痛擊，亦農業利益集團邊緣化。楚材之主中書，品階始終次於馬合木、鎮海。元人立製出此，言利之臣凌駕儒臣，兩黨形勢聲價，恰與宋代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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