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之空間關係甚少見重於後世史家，此大一統觀念所誤。彼時中土即一國際體系，政治哲學不離水土，亦如英之自由、法之共和、德之社會主義。名法為戰國顯學，實為三晉產物。秦無學術，全仗三晉客卿。李克（李悝）、商君、韓非一脈相傳，伴生者為絕對理性主義之“竹書紀年”式史觀：“堯幽囚，舜野死”未必實有其事，而頗可折射三晉史官之政治功利主義，“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韓非子·五蠹》），棄禮義尚首功，以軍國為宗，以富強速成為詞。趙王胡服，商君焚書，二者精神相通，能戰亦唯此二國。秦人攻趙，百戰艱難，長平之役，十五以上六十以下丁男悉赴前敵。趙破，取齊楚大國如摧朽木，足證名法之速效，商君非欺人者。

荀卿（荀子）見臨武君，言“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荀子·議兵》）；廉頗入楚思趙卒，如施拉普納無奈中國球員。儒學出鄒魯，盛東土，其民富好禮文而不戰，技擊之經濟理性（人頭計賞）同於宋太祖之“契丹精兵十萬，積絹可以買盡”，其效亦同。於是，東土之文明抵抗，體現於儒法鬥爭。

秦無遊士，博士亦非秦產。咸陽所坑者，大抵為稷下大夫之流（“包起來”“控制使用”人員）。坑儒恐非一時意氣，毋寧視為“新民主業已實現”“革命向縱深發展”之自然步驟。魯仲連義不帝秦，儒生是古非今，魯人義不降漢，魯兩生責叔孫通，轅固生責公孫弘，皆提示東方被征服者蔑視西土軍國主義，不斷以“運動之戰”反攻倒算。獨尊儒術而陽儒陰法，有兩黨體面妥協意味。自此，列國文化戰爭轉為帝國內部儒吏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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