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兩漢到魏、晉，是中國文化的一個轉關。其要點，在破除古代的迷信，而從事於哲理的研究。

兩漢時代的迷信，並非下等社會才然，即上流社會，也是如此。試看當時政治上，遇天災而修省，或省策免之公等，都略有幾分誠意，和後世視為虛文的不同。注335在學術上，則陰陽五行之說，盛極一時。以致有所謂讖（chèn）緯者出。東漢之世，竟以緯為內學，經為外學。便可知其時古代遺傳的思想，還遍滿於社會上了。乃到魏朝的正始年間，而哲理研究之風漸盛。注336至於晉初，風流彌盛。此時知名之士，如王弼、何晏、王衍、樂廣等，或以談論見長，或以著述見稱。所研究的，大抵是哲理上的問題。其所宗之書，則為《易經》和《老子》、《莊子》等。這固然，由於當時的時勢，有以激成人的頹廢思想，而使之趨於玄虛。然而在大體上，亦可說是兩漢人拘守前人成說的反動。漢代的今文家言，雖多存微言大義，亦不過搬演孔門的成說，並不能獨出心裁。古文家好談名物、訓詁，更不免流於瑣碎。而自讖緯之說既興，兩派之士，又都不免受其影響，有入於妖妄之勢。又其時之人，拘守禮法太甚。禮是古代規範人之行為的。時異勢殊，行為之軌範，就當有異，而還強執著古代具體的條件，自不免激起人心的反感。所以激烈的人，就有“禮豈為我輩設”等議論了。雖然這一班人，蔑棄禮法，不免有過甚的地方。而終日清談，遺棄世務，亦是社會衰頹的一個朕兆。然而以學術思想論，畢竟不能不謂為高尚的。魏晉時代的玄學，在我國學術思想界中，終當佔一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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