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秦漢之世，實有一從東周以降，懸而未決的社會問題。制民之產，在古代的政治家，本視為第一要事。“先富後教”，“有恆產而後有恆心”，民生問題不解決，政治和教化，都是無從說起的。漢代的政治家，還深知此義。“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乃後世經驗多了，知道“天下大器”，不可輕動，才有此等姑息的話。漢代的人，是無此思想的。多數的人，對於社會現狀，都覺得痛心疾首。那麼，改革之成否，雖不可知；而改革之事，則終不可免，那是勢所必然了。然則漢代的社會，究竟是何情狀呢？

當時的富者階級，大略有二：（一）是大地主。董仲舒說他“田連阡陌；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而貧者則“無立錐之地”。（二）是大工商家。注215晁（cháo）錯說他“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因以兼併農人。封建勢力，未曾剗（chǎn）除，商業資本，又已興起。胼手胝足的小民，自然只好“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了。

漢世救正之法，是減輕農民的租稅，至於三十而取一。注216然而私家的田租，卻十取其五。所以荀悅說：“公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武帝時，董仲舒嘗提出“限民名田”之法，即是替佔田的人，立一個最大的限制，不許超過。武帝未能行。哀帝時，師丹輔政。一切規制，業已擬定，又為貴戚所阻。至於法律上，賤視商人，如“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之子孫不得為宦吏”等，於其經濟勢力，不能絲毫有所減削。武帝時，桑弘羊建鹽鐵官賣和均輸之法，名以困富商大賈，然實不過羅掘之策，反以害民。其於社會政策，自更去之逾遠了。注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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