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918年投身恐怖分子的革命陣營。在他婚禮當天，他的革命導師也在場。自此開始一直到1928年他死亡之時為止，10年之間，他不曾與妻子共同生活一天。革命人的鋼鐵紀律，就是遠離女人……他常常告訴我，印度若能效法愛爾蘭的方式奮鬥，必將獲得自由。我就是在與他共事之時，開始讀到丹·布倫（Dan Breen）所著的那本《我為愛爾蘭自由而戰》（My Fight for Irish Freedom ）。丹·布倫是瑪斯特達（Masterda）心目中的理想。他還依愛爾蘭共和軍的名字，把自己的組織也命名為印度“共和軍吉大港支部”（Chittagong）。

——杜特（Kalpana Dutt，1945，pp.16—17）

殖民地官員天生就有一種特性，他們不但容忍殖民當地賄賂貪汙的惡劣文化，並且還有意加以鼓勵。因為這種現成的惡習，正方便他們控制那一群蠢蠢欲動，而且經常有異議的廣大人口。在這種方式下，如果一個人有所企圖（不論是想打贏官司、取得政府合同、獲得英王頒授勳爵名位，或是弄到一份公家工作），都可以藉著向握有權力之人行賄而達到目的。至於所行之“賄”，倒不一定都以金錢（此舉既露骨又粗鄙，在印度的歐洲人很少願意用這種方式弄髒他們的手）。饋贈的方式，可能是交情或尊敬，熱情的款待，或對某些“善事大義”的慷慨捐款。但是最被看重的方式，則是對英國統治的忠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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