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相信理性，就好像天主教徒相信聖母馬利亞一樣。

——羅曼·羅蘭，1915年[1]

在精神病患者身上，我們看到侵略的本能受到抑制，然而階級意識卻予以解放。馬克思說明了文明如何使得侵略的本能合理化：藉助瞭解壓抑的真正原因，也藉助適當的組織。

——艾爾弗雷德·阿德勒，1909年[2]

我們不同意下述那種陳腐說法，即認為文化的整體現象可以被推論成“物質”利害的產物或函式。不過，我們卻相信：特別注重用經濟條件去分析社會現象和文化事件，是富有創意和想象力的。只要能謹慎應用這個原則並不受武斷偏見的束縛，在可預見的將來，這種方法仍會繼續下去。

——馬克斯·韋伯，1904年[3]

或許在此應該提一提另一種面對知識危機的方式。因為當時對於不可思議的事物的思考方法，有一種是同時拒絕理性和科學。我們不容易度量19世紀最後幾年這種知識逆流的強度，甚至今日回顧起來，也不容易瞭解其強度。因為，它那些能言善辯的鬥士，有許多是屬於才智上的地下群體或聲名狼藉的群體社會，如今早已為人遺忘。我們很容易忽略當時流行的神秘主義、巫術、魔術、心靈學（parapsychology，曾盤踞在一些傑出英國知識分子心頭），以及橫掃西方文化邊緣的各種東方神秘主義和狂熱信仰。不可知和不可解的事物，比浪漫時代早期以來的任何時刻更受人歡迎（參見《革命的年代》第十四章第2節）。我們可以附帶一提，早期這些事物原本主要是盛行在自學成才的左派之間，如今卻往往飛速轉向政治上的右派。因為這些非正統科目已不像從前那樣，是那些以往的學術懷疑者所喜歡的偽科學，比如顱相學、順勢療法（homeopathy）、通靈術和其他形式的心靈學，而是對科學和所有科學方法的排斥。然而，這些反啟蒙主義對於先鋒派藝術雖然有相當大的貢獻（例如透過畫家康定斯基和詩人葉芝），它們對自然科學的貢獻卻是微乎其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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