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歐的政治團體和統治階級，在處理這些潛在的或事實上的顛覆性大規模動員上，成功了嗎？整體說來，除了奧地利外，他們都成功了。奧地利是個多民族國家，而每個民族都把它們的期望寄託在別的地方。奧地利之所以能勉強維持，靠的不過是皇帝約瑟夫（Francis Joseph，1848—1916年在位）的長壽、持懷疑論和唯理主義觀念的官僚行政體系，以及對境內若干民族來說，它畢竟是幾種可能命運中最差強人意的事實。大體而言，這些群體還是願意被整合到這個國家裡面。雖然世界其他地區的形勢相當不同（參見第十二章），可是對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西方而言，在1875—1914年間，尤其是1900—1914年間，雖然不乏驚慌、出軌，仍不失為一個政治上的穩定時期。

這段時期，排斥現有政治體系的運動，如社會主義，仍在控制之下，要不——除非它們的力量不夠大——也是被當作主流輿論的催化劑。或許這便是在法蘭西共和國促成“保守”、在帝制德國強化反社會主義的原因，沒有任何事物比共同的敵人更能促進團結。甚至民族主義有時也不難處理。威爾士的民族主義加強了自由主義，並且把它的鬥士勞合·喬治推舉成政府首腦、民意煽動者以及與民主激進派和勞工取得和解的調停者。愛爾蘭的民族主義，在1879—1891年的一連串戲劇性事件之後，似乎因土地改革和政治上對英國自由主義的依靠而平息。泛日耳曼極端主義，因威廉一世的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而甘心接受“小日耳曼”。甚至比利時的佛蘭德斯人，也仍留在天主教政黨內，天主教政黨從不詰難這個雙民族的一元政府。極右和極左派的不妥協者可以予以孤立。偉大的社會主義運動雖然宣稱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當時它們還忙於別的事情。當大戰在1914年爆發時，它們大多數在愛國情感的驅使下，與它們的政府和統治階級團結一致。西歐唯一的主要例外，事實上卻證明了這個法則。因為英國的獨立勞工黨之所以堅持反對戰爭，正是因為它也具有英國“非國教主義”和“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長久愛好和平的傳統。這個情形，使英國成為自由黨閣員為這樣的動機而在1914年8月相率辭職的唯一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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