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當統治階級盡一切力量去限制輿論和選民大眾，限制後者對其本身和國家利益以及重要政策的形成和延續發揮影響力的同時，他們也選擇了新的戰略。他們針對的主要目標，是1890年左右突然以群眾現象出現的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參見第五章）。而其結果是，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比民族主義運動容易對付——民族主義運動在這個時期已經出現，或者說已經登上臺面，並進入一個好戰、自治論和分離主義的新階段（參見第六章）。至於天主教徒，除非他們與某種自治論的民族主義認同，否則也很容易整合，因為他們在社會上是保守的（即使像盧傑這種比較少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人士亦然），而通常只要能保護天主教的特殊利益，他們便心滿意足了。

甚至在愛好和平的斯堪的納維亞，只要僱主在放棄以暴力手段對付罷工，進而與工會取得和解的態度上，遠不及政治人物的表現，那麼要將勞工運動納入制度化的政治賽局當中，便是一件困難的事。大企業日益強大的力量尤其不肯屈服。在大多數國家，尤其是美國和德國，1914年前僱主這個階級始終未與工會和好。甚至在英國這個工會早在原則上（而往往也在實際上）被接受的國家，19世紀90年代仍可見到僱主們對工會進行反攻，儘管政府官員採取和解的政策，而自由黨領袖也一再向選民保證並極力爭取勞工選票，但仍然無濟於事。就政治層面而言，問題也很困難。新的勞工黨派和依附於1889年第二國際的黨派一樣，拒絕與全國性的資產階級政府和制度妥協；不過，他們對地方政府的妥協性便高得多（非革命性或非馬克思主義的勞工政治活動便沒有這樣的問題）。但是，到了1900年，顯而易見，溫和改革派已在所有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中出現；事實上，甚至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溫和改革派也找到其理論家愛德華·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伯恩斯坦主張：這個運動本身就是一切，其最終目的毫無意義。他主張修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要求，曾在1897年後的社會主義世界，引起了恥辱、迫害和熱烈辯論。與此同時，群眾選舉制的政治（甚至最馬克思主義式的政黨也熱烈予以擁護，因為它讓他們的群眾以最大的可見度增長）也只能安靜地將這些政黨整合進它的體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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