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相信，創造希臘歷史的是人，創造今天曆史的同樣是人。然而我們今天只生產奢侈的工業品，而他們創造的卻是藝術品，我們要問是什麼原因使人發生如此深刻的變化。探其究竟是我們的使命。

——瓦格納[1]

你們為何還寫韻體詩？如今無人再讀詩了……在我們這個不盡成熟的時代，在共和時代，詩歌形式業已過時，業已淘汰。我等喜歡散文，因為散文形式自由，更貼近民主真諦。

——佩勒當（E.Pelletan），法國議員，約1877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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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資本主義社會的勝利促進了科學發展，那麼對文化藝術則另當別論，它們的受益少多了。評估創造性藝術價值的大小全憑主觀印象，從來就是如此。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雙元革命時期（1789—1848），頗有天賦的男女藝術家獲得了十分傑出的成就，而且範圍也很廣泛。19世紀下半葉，尤其是在本書探討的那幾十年裡，藝術方面的成就卻無法同日而語，當然除了一兩個相對落後的國家，其中最明顯的是俄國。這並不是說這時期創造性藝術的成就微乎其微。有些人的力作和成名作品確實是在1848年到19世紀70年代問世的。但我們不可忘記，他們許多人在1848年前已達成熟期，並已發表了數量可觀的作品。狄更斯到1848年幾乎已完成了畢生作品的一半；杜米埃（Honoré Daumier，1808—1879）從1830年革命起便是很活躍的版畫家了；瓦格納一生中寫了好幾部歌劇，《羅恩格林》（Lohengrin ）早在1851年便完成了。但與此同時，散文，尤其是小說，毫無疑問出現了繁榮的景象，其主要原因是法國和英國的文學輝煌還在延續，而俄國又增添了新的光彩。在繪畫史上，這時期顯然成績卓著，堪稱傑出，這幾乎全得歸功法國。音樂方面，這時期的代表人物是瓦格納和勃拉姆斯（Brahms）。他們若與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相比，也只是稍遜一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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