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強）目前的協調一致，是其對付在每個歐洲國家或多或少都存在的革命餘火的唯一保障；而且……最明智的做法是擱下平時的小爭端，共同支援現有的社會秩序準則。

——卡斯爾雷（Castlereagh）[1]

此外，俄國沙皇是當今唯一能夠立即進行大戰的君主。他掌握著當今歐洲唯一能夠呼叫的軍隊。

——根茨（Centz），1818年3月24日[2]

在20多年幾乎沒有中斷的戰爭和革命之後，戰勝的舊政權面臨著尤為困難而危急的締造和平以及維持和平的問題。它們必須清理20多年的廢墟，並重新分配領土戰利品。此外，對所有明智的政治家顯而易見的是，今後任何大規模的歐洲戰爭都是無法容忍的，因為這樣一場戰爭，幾乎意味著一次新的革命，也就是舊政權的毀滅。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King Leopold，維多利亞女王聰明但略嫌討厭的舅父）在講述稍後的一次危機時說：“在歐洲充滿社會弊端的現狀下，發生……一場全面戰爭，其影響將會是空前的。這樣一場戰爭……必定會帶來一場原則性的衝突，我認為這樣一場衝突，將改變歐洲的形式並推翻它的整體結構。”[3] 國王和政治家既不比以前更聰明，也不比以前更愛好和平，但是他們無疑會比以前更加恐懼。

在避免全面戰爭這個問題上，他們的成就相當不凡。從拿破崙失敗到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1854—1856年）之間，歐洲實際上既沒有全面戰爭，也沒有在戰場上發生一個大國與另一個大國的任何衝突。的確，除克里米亞戰爭外，在1815—1914年之間，沒有任何戰爭同時牽涉兩個以上的大國。20世紀的人民應當可以體認到此一成就的重大。而當時國際舞臺的不平靜以及衝突誘因的層出不窮，更讓這樣的成就令人難以忘懷。革命運動（我們將在第六章加以分析）一次又一次地摧毀了得來不易的國際穩定：在19世紀20年代的南歐、巴爾幹半島和拉丁美洲，1830年以後的西歐（尤其是比利時），以及1848年革命前夕的全歐。而內有分崩瓦解的危機，外有強國——主要是英、俄，其次是法國——覬覦的威脅，奧斯曼帝國的衰落，使所謂的“東方問題”（Eastern Question）成為一個持久的危機根源：19世紀20年代爆發於希臘，19世紀30年代引燃於埃及。儘管它在1839—1841年一場特別尖銳的衝突後，暫時被平息下去，但仍像以前一樣具有潛在的爆炸性。英、俄兩國為了近東和亞洲兩大帝國間的未被征服土地而關係交惡。法國則十分不甘於比它1815年前微弱甚多的地位。不過儘管有這許許多多的陷阱和旋渦，外交之船仍然航行在艱難的水道上，並沒有發生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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