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新的時代裡，一切不是新的東西都是有害的。君主制度的軍事藝術不再適合我們，因為我們的成員和敵人都已經不同了。各民族的權力和征服，他們的政治和戰爭輝煌，總是依賴於單一的原則、單一強大的制度……我們已具有自己的民族性格。我們的軍事制度應和敵人不同。那麼很好，如果法蘭西民族因我們的熱情和技能而令人生畏，如果我們的敵人笨拙、冷漠而又慢條斯理的話，那麼，我們的軍事制度必定是奮勇向前的。

——聖鞠斯特，共和二年一月十九日（1793年10月10日）以救國委員會名義向國民公會提出的報告

說戰爭是天命註定是不對的；說大地渴望流血也是錯誤的。上帝自己詛咒戰爭，發動戰爭並使戰爭顯得秘密恐怖之人也是這樣。

——維尼（Alfred de Vigny），《軍事奴役與尊嚴》（Servitude et Grandeur Mili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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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792年到1815年，歐洲的戰事幾乎連綿不斷，而且與歐洲大陸以外的戰爭相結合或同時發生。先是發生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西印度群島、地中海東岸和印度，接著是偶然於境外爆發的海戰，然後是1812—1814年的英美戰爭。在這些戰爭中，勝利和失敗的後果都很重大，因為它們改變了世界地圖。所以，我們應當首先研究這些戰爭、戰爭的實際過程以及由此而來的軍事動員和戰役；但我們也必須注意不那麼具體實在的問題，即戰時政治經濟措施的面貌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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