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很大程度上依據戰爭的需要負重。

蒂姆·奧布萊恩《士兵的重負》，1990年

“首先，”一封言辭激烈的書信開頭寫道，“黑人一旦穿上美國軍裝，就會像佐治亞州那些被鐵鏈鎖住的囚犯一樣，眾所周知，那簡直就是地獄。”信中繼續說道，在兩天的行進過程中，“軍隊從弗吉尼亞州的李營地出發，經過長途跋涉，深入到遍佈黑人的南部，如此長距離的行進中，我們僅靠一頓飯維持體力”。在密西西比州的醫院病房中，二等兵諾曼·布里廷厄姆（Norman Brittingham）也過著同樣痛苦的日子，他寫信抱怨道：“醫生把我們當狗一樣對待。白人不僅毆打和咒罵黑人士兵，有時還無緣無故把他們丟到監獄裡。”另一名士兵寫道：“我們是作為人來到部隊的，我們也希望被當作人來對待，但實際上我們受到的是像狗一樣的待遇。”詹姆斯·亨利·古丁（James Henry Gooding）指出：“我們感覺像是被國家拋棄了。”他懇求總統：“既然我們發誓報效國家，那麼請稍微考慮到這一點。”[1]

這四封不同的信件本質上表達了同樣的不滿：美國的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的待遇並不平等。它們的不同之處在於寫作的時間相隔將近一個世紀。前兩封信出自二戰時期計程車兵之手，而後兩封信則是內戰時期聯邦軍隊計程車兵所寫。諾曼·布里廷厄姆和詹姆斯·亨利·古丁參加的戰爭相隔了不止一代人的時間，不過，就美國黑人士兵的境遇而言，這個國家看起來被卡在了時光隧道之中。正如一位軍官在1943年所說，軍隊中的種族隔離是一種對過去的令人失望的重複，這一政策使得人們不得不忍受“在75年前的內戰中就已經被消滅的區域性習俗和傳統”。他堅決認為軍隊“不僅要訓練士兵，也要為戰後塑造有用的公民，無論他們是黑人還是白人”。他總結說：“如果這種不平等繼續存在的話，恐怕美國有十分之一的軍人在面對他們一直信仰的‘人人享有自由和公正’這一理念時，都會無動於衷，甚至是失望。”[2]認為負責為國家塑造有用公民的不是學校或社群，而是軍隊的這一觀點，透露出20世紀中期美國人對待軍隊和國家之間關係的態度。1941年後，美國不出所料地遭到了軍事營銷的轟炸，這也鞏固了軍隊和國家之間的這重關係。但是，戰爭宣傳形式多樣，美國雖然也會透過講述扛起步槍、製造坦克或醫治傷員的事情來誘導公眾，但卻遠不限於此，它還會一再強調作為一個美國人意味著什麼，美國的國家主義又意味著什麼。對於這樣一個移民國家，尤其是一個剛剛在德國移民的問題上經歷衝突，又因此對美國主義進行反思的國家來說，這或許也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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