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利奇雖然不確切地知道該做些什麼，但他知道必須採取點激進的行動來對付紐約本部人員的懶散。但當西奧多·伯恩斯坦向卡特利奇建議讓A.M.羅森塔爾替換紐約城市版主任的職務時，卡特利奇卻猶豫了。1962年，羅森塔爾當時是《紐約時報》駐東京的記者。羅森塔爾39歲，沒有一點兒當編輯的經驗，差不多近十年沒有在紐約生活了，也許會因為害怕承擔管理紐約隊伍並努力改造他們的繁重任務。卡特利奇還懷疑，這位記者也許會因為怕失去《紐約時報》讀者所看重的署名文章而不接受這樣的安排。“羅森塔爾”發自東京——此前是發自波蘭和印度——的報道，具有一種特殊的風格，一種熱情和可讀性，以及對政治和人物的細微之處的敏感性。1959年羅森塔爾在波蘭因被當地政府指控為“深入刺探”其內部事務而遭到驅逐，此後他獲得了普利策獎。羅森塔爾在波蘭為馬克爾的《時報雜誌》寫的一篇文章，根據的是對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採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曾在那裡用毒氣室殺害了幾百萬人。這篇文章，成了一篇經典報道：

因此，奧斯威辛並沒有什麼可以報道的。只有一種想要報道奧斯威辛的衝動，這種衝動來自一種不安的感受——拜訪過奧斯威辛但離開之後沒有說點或寫點什麼，將會是對不幸死於奧斯威辛的死者最嚴重的失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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