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說，琦善在鴉片戰爭中，軍事方面雖無可稱讚，亦無可責備，外交方面則審察中外強弱形勢和權衡利害輕重，“實在是超越時人”。

方宗誠說：“自道光以來，公卿不下士久矣。近唯曾相國及潤芝宮保開此風氣耳。”

章太炎謂曾國藩之起兵“平洪楊”並非“贊清”，而是為了扶持“名教”。在曾國藩看來，一切治國活動，上至天文、地理、軍政、官制，下至河工、鹽漕、賦稅、國用，以及“平洪楊”這類軍事活動和“曲全鄰好”的華洋交涉活動，均屬“禮”，即道德實踐活動的範圍。

繆鳳林說，自唐太宗以後，左宗棠是對國家主權領土功勞最大的第一人。

從1867年正月郭嵩燾被迫賦閒，回鄉一待就是八年。由此得以冷靜地思慮世界，研究洋務。在給朋友的信裡他不無得意地說：在當前懂得洋務的“同志諸君”中，“中堂（李鴻章）能見其大，丁雨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田（沈葆楨）能盡其實。”而他自己做到“既精且大”。

李鴻章說王韜：“狂士也，名士也。”

周作人說王韜：“王氏在同光之際幾為知識界的權威，但脫不去名士才子氣。似乎終於是一個清客，不過在太平之時專門幫閒，亂世則幫忙而已。”

梁啟超說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鴻章訪歐，德國人款待最優異。威兼二世稱譽李為東方俾斯麥以取悅之，以為中國以東亞大國而見挫於日本，必復興軍備，力洗雪恥，一切所需，德國可乘機供應，故與李加意聯絡，以專其利。結果大失所望。梁啟超亦以為李斷不能與俾斯麥相比：“此非以成敗論人也，李鴻章之學問智術膽力，無一能如俾斯麥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實優劣勝敗之公例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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