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帝后殉國。四月十二日己巳，兇問至南京，時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督師勤王在浦口，諸大臣會議立君，倉猝未定。親藩中福王、潞王避兵在淮上。前侍郎錢謙益、郎中周鑣、兵部金事雷演祚人說兵部侍郎呂大器，言：“福王立，慮修釁三案。”大器遂與都御史張慎言、詹事姜曰廣移牒可法，言：“福王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曰貪，曰淫，曰酗酒，曰不孝，曰虐下，曰不讀書，曰干預有司；潞王賢明，當立。”可法亦以為然。鳳陽總督馬士英潛與阮大鋮計，議立福王，諮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已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至儀真，於是可法等迎王。王名由崧，父常洵，以神宗愛子始封福王。

此為南都定策時已開眾正被擯之隙。三案之釁，皆涉鄭貴妃及福王。今之嗣福王立，將為東林患，固微屬東林私意，但積久之國釁，亦自以消弭為宜，且其七不可之說，實有所見，觀後來弘光不道，盡應其語。以倫序言，福王為神宗孫，乃烈皇從弟；潞王為神宗侄，乃烈皇從叔，其可嫌者甚微，而潞王兩世皆以輕財急公聞，詳具本傳，所謂賢明者不妄。明祚危懸絲髮，擇君宜急，不得謂盡緣東林黨見也。故主立潞王者多為殉國正人。馬、阮成心翻覆，挾福王為奇貨，並以七不可之議告王，使與諸正人構怨，罪以二心，由是諸忠盡斥外。馬、阮當權，慫恿弘光為祖母復仇，盡翻逆案，促使南都一年而覆。若擁立稍得其人，當時明室氣脈相續，人望尚歸一，號令易行，即清人亦有顧忌，未嘗不以南北分疆為幸，何敢遽期統一哉？南都一下，情勢大變，既立福王，必至於此。一廢一興，天實為之，論明事者不能不嘆息痛恨於馬、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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