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十七年中，用宰相至五十人。宋開國至元祐初百三十年，至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範純仁為相時，始為五十一人。明盛時本無宰相，至中葉以後有相矣，而崇禎中則置相如弈棋，十七年恰得五十人。再論其人格，早年為天啟所遺之閹黨，後來親擢之中，人《奸臣傳》者有溫體仁、周延儒二人。《明史奸臣傳》除馬士英之奸，在北都亡後，其餘只有胡惟庸、陳瑛、嚴嵩三人，佔二百數十年，十七年獨得奸臣二人，亦極見促亡之效。孫承宗亦有閣臣之名，而從未任閣事，其它未有一擔荷國事者。帝之不任大臣，惟圖自用，姑舉一事為例：劉鴻訓於崇禎元年人閣，《本傳》言：“帝初甚向之，關門兵以缺餉鼓譟，帝意責戶部，而鴻訓請發努三十萬示不測恩，由是失帝指。”又云：“鴻訓居政府，銳意任事，帝有所不可，退而曰：‘主上畢竟是衝主。’帝聞深銜之，欲寘之死，賴諸大臣力救，乃得稍寬。以改敕書事戍代州，卒戍所。”夫勸發努示恩，損上益下，不失為君子之事君，縱未能從，何致遂以此失指？則帝之吝財，猶有萬曆遺風。聞言己為衝主，即深銜而欲寘之死。自聖至此，又好誅戮大臣，艱危之日，欲以救亡，何可得也？人主虛中求善，來者尚多面諛；示以氣矜，正直之士，自知無幸。後來人閣紛紛，以卑劣之徙為多，而所謂奸臣，則溫體仁久任至歷八年，周延儒亦前後兩任，為其較隆重者。帝謂：“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孰知用此亡國之臣者即鑿然亡國之君也。賢士大夫受杖獲譴相繼，不於其中物色一二以自輔，惟奸庸者登進不已，此用相之大概也。崇禎宰相被戮者薛國觀、周延儒，遣戍者劉鴻訓、錢龍錫，劉、錢尤非其罪。自有閣輔以來，戮死者惟一夏言，崇禎間則再見，豈復有敬大臣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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