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以下，名為禪讓，實乃篡奪，得國惟以革命為正大。革命之起，急於稱帝稱王者，篡奪之心理也，惟以弔民伐罪為號召，則必不以己身之名號駕乎為國為民之上。亦有雖不知革命意義，而自量其不足爭名號，惟挾其狡健乘亂以傲一時之利者，若群雄中之方國珍，不稱名號，而反側甚久，雖無大志，究不失自知之明，其卒以善終，即其智足自衛。至元之遺忠，由《明史》強列於群雄者，自當別論，其餘則無不急於竊號以自娛。太祖依郭子興以起，子興起於濠州，與孫德崖輩四人局處一城，未久即為芝麻李餘黨彭大、趙君用所凌佔。彭、趙據濠以稱王，子興反恃太祖得滁而走依之，然即欲稱王於滁，為太祖勸阻而勉輟，遂無聊而死。至太祖既下集慶，元集慶路，太祖改應天，即今南京。又得沿江諸郡，始設元帥府及行中書省，自總省與府之事以統軍民之政，不過仍元代官署之名為治理之作用而已。元惟仇視漢人，於南人尤甚。太祖起自南方，所至禮其賢俊，得徽州後，鄧愈薦徽儒李升，召問治道，對以“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三語，太祖善之。就此三語，即可見非當時群雄所能瞭解。高築牆，則非流轉飄忽之劫盜；廣積糧，則非妨農曠土隨地因糧之飢軍，必如此而後可以救離亂；再以緩稱王為不竊名號之表示。太祖善之，此實可信其非浮慕，有事實可證也。至正十六年三月，始下集慶，前一年，先由和州取太平，其間分徇近邑，兵事正劇，乃十七年五月，《紀》書：“上元、寧國、句容獻瑞麥。”其急倡農務可知。十八年二月，太祖以軍興民失農業，乙亥，以康茂才為營田使。此皆並世所無之事，不惟倡亂之群雄所未暇，即元之行省又何嘗念及此也。至稱號一事，終以仍用元代官名無從表異於為元之義軍，故於十六年七月稱吳國公，而先於十五年奉韓林兒之通檄用宋年號，此非心服劉福通及林兒，為種族之見，人心思宋，奉宋則名義較安耳。嗣後，至林兒為張士誠軍所覆滅，福通見殺，太祖以林兒歸，時已至正二十三年，陳友諒敗死、張士誠窮蹙之後，乃用林兒名義，進號吳王，猶用林兒龍鳳年號。至二十七年，乃以吳紀年，仍無年號，則在林兒已死之後也。林兒本由太祖救安豐時拔回，置之滁州。二十六年，遣廖永忠迎歸應天，至瓜步，覆其舟，林兒死。《永忠本傳》言：“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諭諸將曰：‘永忠戰鄱陽時，忘軀拒敵，可謂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徼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此可知永忠自希太祖旨，而太祖竟無意於此，特林兒本毫無可擁之馬矣豎，生死不足計，不以此正永忠之罪耳。太祖自始非受林兒絲毫庇廕，非借林兒絲毫權勢，天下大定，若林兒不死，太祖必有以處之。如漢如夏，力屈來降，猶封以侯爵；郭子興則追封王爵；若封林兒亦必比於滁陽，及身而止，豈慮其尚有餘焰復然邪？廖永忠之瓜步沉舟，實為多事，然太祖若正其罪，反擬以名分歸林兒，亦可不必，但心鄙之而已。後來儒生以太祖初用龍鳳年號為失策，如《明通鑑》所論，其實亦重視空文，所見與廖永忠相類。總之，不足深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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