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楊堃教授在燕京大學法學院社會學系任教期間,曾指導學生完成了一批社會學及民俗學的學士畢業論文(2)。由於老師要求嚴格,學生勤奮努力,這批大都基於實地調查完成的學術論文多有較高的水平,並在後來的中國民俗學和民族學史上得到了相應的評價(3)。其中李慰祖撰寫的《四大門》(4)頗得楊堃教授肯定,認為它至少超過了現在許多碩士論文的深度。《四大門》這篇論文采用了較深入的實地調查和訪談,即所謂“局內觀察法”,並特別重視學習鄉民的土語,重視體現於“四大門”信仰中的各類術語,即所謂“民俗語彙”的意義,同時,站在社會學、人類學和比較宗教研究的立場上,以嚴謹認真和超脫公允的態度,詳細地描述了北平西北郊一帶農民信仰的實際情形,進而討論了當地民眾所信仰的“四大門”宗教及其對於農民生活的重要意義。
由於作者沒有宗教成見,同時,他還拒絕討論此種農民信仰的“真偽”問題,並極力迴避涉及“改革方案”,這就使他有可能比很多其他研究者,更能較客觀地觀察和理解類似“四大門”這樣的經常被官方和知識分子指稱為“迷信”的民間信仰和民俗宗教,而不被先入為主的價值判斷所矇蔽。時隔六十多年後,我們再回頭閱讀這篇論文,感到它雖然也有一些缺憾,如對“四大門”與當時官方查禁之間的關係幾乎未曾涉及,但也深感其提供的第一手資料確實較為客觀具體,因而非常珍貴。作者特別提醒說,簡單地把“四大門”之類的民間信仰,僅視為一種“初民的迷信”,實在是個錯誤。作者認為,“四大門”就是一種“宗教”,它至少在作者實施調查和研究的當地農村佔據著頗為優越的地位,其影響甚至可能凌駕於其他宗教之上,或已經滲入其他的宗教領域之中。考慮到我們中很多人業已習慣於“科學/迷信”的簡單分析,考慮到社會人類學涉及漢人“民俗宗教”的研究業已取得的種種進展,今天重讀這篇論文,重溫這些見解,確實不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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