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世紀中葉起，在中國大地發生了一起由耶穌會內部的爭論，後發展為修會（天主教的修士、修女組織，一般須經羅馬教皇批准後成立）之間的爭端，進而演變成清帝和羅馬教廷之間的爭執，歷時100年（1643-1742年），史稱“禮儀之爭”。

明末清初，自利瑪竇之後，西方的傳教士們都遵從“利瑪竇規矩”——以學術作為在中國立足的方法，用西方的科學技術、新奇的工藝製品和美術作品引起清朝知識分子直至皇帝等統治階層人物的好感，尊重並適應中國的風俗習慣，在天主教教義和中國傳統的儒家學說之間尋找共同點，以“合儒”和“補儒”的策略，達到西方教會在中國傳教的目的。這種方式在明末清初得到了中國封建統治者的預設，天主教在華的教區也慢慢擴大起來。利瑪竇死後，他的繼承人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就對他的傳教方式提出了質疑。西方教會在中國教區的擴大，使具有不同國家背景的、不同派別的教會紛紛來華，而這些教會為了擴大各自在華的勢力，相互之間展開了激烈的鬥爭。羅馬教皇也對中國天主教傳教區加強了控制，教廷也越來越多地插手這一大教區的教務。此時的歐洲，宗教改革正在進行，所以對中國的禮儀與基督教教規不相容的地方比較敏感。後來修會為了加強自己在華的勢力，取得教廷的支援，乘機對利瑪竇開創的耶穌會所奉行的“利瑪竇規矩”進行了全方位的攻擊；這其中既有教義教規理解上的偏差，也有各修會間相互爭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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