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傾向於把行為歸因於背景，而美國人則把同樣的行為歸因於做事的人，對此我們不應該感到奇怪。在上一章我們瞭解到，東亞人比美國人更關注背景，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可能被歸結為造成某事的重要原因的東西。反過來也同樣有道理：如果人們認為某種事物具有因果的重要性，那麼人們就會關注它。因此，因果關係和關注焦點相互強化的理論形成了一種迴圈。

有足夠的證據顯示原因的歸屬差異反映了關注焦點的差異。發展心理學家瓊·米勒，第一個對原因歸屬進行跨文化研究的人，對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和美國人進行了比較。他請來自中產階級的中年參與者描繪他們認識的一個人的行為，他們“認為是做錯了”的行為和他們“認為對他人有益”的行為。美國人傾向於用做事人的人格特點及其他性情來解釋其行為：“薩利善解人意、性格開朗、待人友善。”這樣進行歸因的美國人是印度人的兩倍。而印度人則傾向於用背景因素來解釋行為：“天黑了，沒有人幫忙。”用背景因素進行解釋的印度人是美國人的兩倍。

美國人和印度人並沒有給出不同的答案，因為他們是在描繪不同類別的事件。當米勒讓美國人來解釋印度人所提到的行為時，美國人還是從他們自己發生這種行為而做出的性情分析的角度來解釋這一切。在一個特別附加的重要例子裡面，米勒指出要學會如何從文化認可的角度來解釋行為，這需要時間。兩種文化中的兒童在這些解釋中沒有什麼差別。一直到了青春期，印度人和美國人才會在觀點和行為上產生差異。為了使這個精彩的研究更上一層樓，米勒也詢問了英印混血兒，他們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西化了。他們對性情和背景的歸因介於信奉印度教的印度人和美國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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