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等以上的教育裡，經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專案。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國教授說過，閱讀經典的用處，就在教人見識經典一番。這是很明達的議論。再說做一個有相當教育的國民，至少對於本國的經典，也有接觸的義務。本書所謂經典是廣義的用法，包括群經、先秦諸子、幾種史書、一些集部；要讀懂這些書，特別是經、子，得懂“小學”，就是文字學，所以《說文解字》等書也是經典的一部分。我國舊日的教育，可以說整個兒是讀經的教育。經典訓練成為教育的唯一的專案，自然偏枯失調；況且從幼童時代就開始，學生食而不化，也徒然摧殘了他們的精力和興趣。新式教育施行以後，讀經漸漸廢止。民國以來雖然還有一兩回中小學讀經運動，可是都失敗了，大家認為是開倒車。另一方面，教育部制定的初中國文課程標準裡卻有“使學生從本國語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的話，高中的標準裡更有“培養學生讀解古書，欣賞中國文學名著之能力”的話。初、高中的國文教材，從經典選錄的也不少。可見讀經的廢止並不就是經典訓練的廢止，經典訓練不但沒有廢止，而且擴大了範圍，不以經為限，又按著學生程度選材，可以免掉他們囫圇吞棗的弊病。這實在是一種進步。

我國經典，未經整理，讀起來特別難，一般人往往望而生畏，結果是敬而遠之。朱子似乎見到了這個，他注“四書”，一種作用就是使“四書”普及於一般人。他是成功的，他的“四書”注後來成了小學教科書。又如清初人選注的《史記菁華錄》，價值和影響雖然遠在“四書”注之下，可是也風行了幾百年，幫助初學不少。但到了現在這時代，這些書都不適用了。我們知道清代“漢學家”對於經典的校勘和訓詁貢獻極大。我們理想中一般人的經典讀本——有些該是全書，有些只該是選本、節本——應該儘可能的採取他們的結論：一面將本文分段，仔細的標點，並用白話文作簡要的註釋。每種讀本還得有一篇切實而淺明的白話文導言。這需要見解、學力和經驗，不是一個人一個時期所能成就的。商務印書館編印的一些《學生國學叢書》，似乎就是這番用意，但離我們理想的標準還遠著呢。理想的經典讀本既然一時不容易出現，有些人便想著先從治標下手。顧頡剛先生用淺明的白話文譯《尚書》，又用同樣的文體寫《漢代學術史略》，用意便在這裡。這樣辦雖然不能教一般人直接親近經典，卻能啟發他們的興趣，引他們到經典的大路上去。這部小書也只是向這方面努力的工作。如果讀者能把它當作一隻船，航到經典的海里去，編撰者將自己慶幸，在經典訓練上，盡了他做尖兵的一分兒。可是如果讀者唸了這部書，便以為已經受到了經典訓練，不再想去見識經典，那就是以筌為魚，未免辜負編撰者的本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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