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講古文義法，系受唐宋人理論，特別是明代人評點古文的影響。方苞曾說語錄中之語，漢賦中板重字法，魏晉六朝人之藻麗俳語，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皆不宜入古文，這就是消極方面的義法。

姚鼐編了一部《古文辭類纂》（王先謙、黎庶昌各編有《續古文辭類纂》），他在序文中間說：“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而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劉大櫆說：“文多寡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學者求神氣而得之於音節，求音節而得之於字句，則思過半矣。”姚、劉所說，是積極方面的義法。曾國藩更說得清楚，他認為作文以“行氣”為第一條件，其次為“造句”，再次為“選字”，至於這三件事的標準則有兩個，一是要“雄奇”，一是要“古雅”。他又指出三個條件的連貫性，說“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氣能雄奇者”。

我們再從古文評點家所指出的古文筆法看，在篇章結構或修辭上有所謂起、承、轉、合，有所謂起、伏、照應；有所謂抑、揚、頓、挫；並且定出了許多公式。章太炎是鄙視唐宋古文及桐城派，而提倡魏晉文的，但他的“古雅”主義比姚、曾還徹底，他寫字必依《說文》，曾說作古文方法，是將可以省略的字儘量刪削或改用最簡單的字，最後必得高古的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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