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章說過,隋唐時佛家思想的勃興,使儒家也受了影響,如韓愈、李翱等,一方面吸收了佛家理論,另方面又要闢佛,這就是產生新儒學的先聲。
新儒學即在宋代開始建立的理學,它的特點是吸收佛家、道家的思想成分而發揚儒家的倫理思想與政治哲學。理學所吸收的佛、道兩家思想,特別是運用在宇宙論與心性論方面,而這兩方面又老早是儒、釋、道三家混合的所在。如晉王弼拿道家的道理來解釋《易經》,道教——是陰陽家假託道家之名而創造的,也拿儒家一部分的經典,主要的是《易經》,附會於道家的學說(在《老子》書中只附會少數的語句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等)。佛教中的“格義”,是拿《老》、《莊》及《周易》去解釋佛經。這些混合的現象,造成了宋明理學的前提條件,而宋明理學則是將儒、釋、道三家思想貫通之處整理成一體系。
宋明理學產生的另一前提,就是漢唐訓詁註疏之學,煩瑣無味,已經為有思想的儒者所厭棄。他們既然厭棄訓詁,就不得不另找革新學術的途徑。宋代有學問的人物,如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蘇軾、王安石等,都是留心政治,拿經史的義理來配合實際問題的。當時學者又有自命不凡的氣概,動輒要繼承孔孟,講內聖外王之學。尤其是宋初有胡安定、孫明覆、石守道三個學者,講求經世致用之學,開闢了一代學風。安定教人方法,分經義、治事兩齋,經義齋是“明體”的,治事齋是“達用”的,這可說是當時的新教育。在這種教育影響之下,出了不少的學術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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