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證學的工作是對於歷史材料的整理和檢訂，它可以算做歷史研究的一部分。過去我國學術以儒家為中心，因此考證學的物件就只是儒家經典上的禮制名物，而考證學的觀點也受了經典記載的限制。

例如羅振玉氏在安陽小屯村獲得一種形狀頗似犁的石器，他就以為是經書上所說的石磬，但這種東西和《周禮·考工記》所說的形狀又不相同，於是他就推論到殷周磬制的不同（見羅氏《雪堂叢刻·五十日夢痕錄》）。

但郭沫若氏則以為羅氏所云當即石犁，未必是古磬。這就表示著他們兩人學術範圍有廣狹之別。羅氏始終拘守儒家的傳統，所以思想不超越儒經的記載；郭氏貫通中西學術，故能從社會史的觀點去推論。

又如王國維，在他的《殷周制度論》裡面，對殷周之際政治文化的劇急變革，頗多發明，然而他不知道怎樣解釋，只是讚美“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這也可見王氏思想之為儒家所限制。

考證學如果不超越儒家的舊傳統，如果對於古書上給予遠古傳說的塗飾與改造不知道分析，那麼對於古物的研究就不能有很好的收穫。好在西方考古學及社會學等學科逐漸輸入我國，而西人來華進行考古更促進了我國考古學的發展，這樣使考證學也日益進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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