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經學，到了康有為，已經發展到了頂點，正統的考證學派（古文派），到章太炎也可告一段落，過此以後，人們都採用新工具、新材料來研究中國古文化了。

完全採用新觀點來整理國故，是從“五四”以後開始的。“五四”以後與“五四”以前的異點，在於批判精神的充分不充分。康、章二氏對於流俗之見雖然敢於批評，終於不敢徹底推翻傳統的偶像，比方康氏要依傍孔子而傳播民主政治的思想，章氏則始終不肯逾越漢朝古文經學家的範圍（他談文字學，以許氏《說文》為絕對可靠，反對旁人根據甲骨文、鐘鼎文以批評許氏之說）。

“五四”以後，胡適、梁啟超、顧頡剛諸氏的整理國故，是沒有絲毫偶像觀念的。胡適曾說新思潮的運動對於中國舊有學術的思想，採取評判的態度，分開來說，第一，反對盲從；第二，反對調和；第三，主張整理國故。他解釋第三點說，整理是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從無頭無腦裡面尋出一個前因後果來；從胡說謬解裡尋出一個真意義來；從武斷迷信裡面尋出一個真價值來。第一步是條理系統的整理；第二步要尋出每種學術思想怎樣發生，發生之後有什麼影響效果；第三步要用科學的方法，作精確的考證，把古人的意義弄得明白清楚。

胡氏又說前人研究古書，很少具有歷史進化的眼光（以上所引，均見《新思潮的意義》一文）。這一點尤其足以區別今人與前人研究國學的精神。現在一般學者都有歷史進化的眼光，所以再沒有人硬派孔子做民主主義者，也不因為他的反民主思想而謾罵他。《新青年》雜誌及《吳虞文錄》上面的評孔文章，雖然不免缺乏歷史觀念（因為它們不大分析孔家思想的社會背景），但是它們的主旨在於反對不合現代生活的傳統思想，並不是根本否定孔子之道在歷史上的價值。自顧頡剛著《古史辨》以來，許多學者應用社會進化史的理論來整理中國古代史，考古學方面，也有若干創穫，整理國故的工作在社會學幫助之下更開闢一新的道路，而清代學者支離破碎的毛病是決不會再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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