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皇帝，名煦，是神宗之子，在位十五年。

原文 詔詳定役法。蘇軾言於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谷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然之。軾又陳於政事堂，以為役法可僱不可差，第不當於僱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

直解 宋初役法，僉民丁壯，輪流官府應役，叫做差役。及王安石變法，令民計丁出錢，徵收在官，僱人應當，叫做免役。哲宗初即位，用司馬光為相，凡熙寧新法不便於民的漸次更罷。至元佑元年閏二月，詔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等詳定役法所宜因革，中書舍人蘇軾與司馬光說：“差役、免役這兩樣法各有利有害，皆不能無弊。免役之害在於斂財太重，以至十室九空，財聚於官，而民間匱乏，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在於羈民在官，常用供役，不得專力務農，更兼貪官猾吏，因緣為奸，抑勒剝削，困辱賣放，無所不至。這兩者之害，輕重略同，所宜審擇便宜以為行止也。”光問說：“於君之意當何如？”軾答說：“大凡立法，因舊而為之，則事勢便而易成，以漸而改之，則民情安而不驚。且如三代之法，不分兵農，無事則散而為農，有事則起而為兵，兵無坐食之患，農無養兵之費。豈不是善制。至秦並天下，始分兵農為二。歷兩漢、魏晉、六朝皆遵行之。至唐太宗乃立府兵之法，以仿古者寓兵於農之意。然行之未久，府兵廢壞。比及玄宗時復募民為兵，叫做長征卒，仍用秦法。自此以來，民不習兵革戰鬥之事，兵亦不知稼穡耕穫之事。然農得一意耕作，出谷帛以養兵。兵得一意戰守，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亦以為便，雖三代聖人復起不能改也。今免役之法，鄉戶人出了錢，得一意於耕作，官府有錢僱役，也不缺人差使，正與兵制相類。公欲驟然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要罷長征而復民兵，反致驚擾而無益於事，蓋未易也。”司馬光不以其言為然。軾又詣宰相政事堂言之，說：“僱役便民，不必更改，但不當於實費之外多取民財，民所不便，只是這一節耳。若嚴為禁令，使有司量入為出，不許於實費外多取分毫，則民力易供，自不至於十室九空，無錢荒之患矣。何必紛紛改法為也。”大抵法無古今，要在因時宜民而已。時勢既改，民所不宜，雖聖王之法，安得不變；果合時宜，順民情，雖非賢聖所立，然其法不可改也。王安石輕變宋朝祖宗之法，紛紛為百姓患苦，如青苗、方田等法，誠當急罷之以利民矣。至於免役、保甲之類，卻又民之所便，豈可概以其人而廢之哉！蘇軾之言，可為議法之準，保治者所當深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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