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睡眼矇矓地起了床，因為一夜無眠而頭腦暈沉沉的。我跌跌撞撞地走進大廳，見到一位戴眼鏡、穿高檔外套的男人。我禮貌地伸出手去。陌生男子微笑著，看上去像我一樣窘迫。在他身後，我可以看到瑪爾塔·佩特魯（Marta Petreu）在微笑地看著我們。這時我才意識到，這人一定是瑪爾塔·佩特魯的丈夫揚·瓦提克（Ion Vartic）。1979年，在《艾赤諾克斯》的十週年紀念會上，我見過他，當時他是這本文學批評雜誌著名的三人編輯組的成員之一，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年輕的揚·瓦提克變了，我也變了。只有瑪爾塔·佩特魯看上去還是老樣子，依舊一臉永恆不變的學生氣。

我聽說，他們結束了布達佩斯的旅行回來，只是為了來看我。瑪爾塔·佩特魯帶來了一隻裝著三明治和咖啡的食品籃。我們走出旅館，在草坪上吃早餐，然後又回到大廳。發現我再次置身於老友中間的驚訝感即使是在喝完了驅散眩暈的咖啡之後仍未減輕。

今天我要在大學給語言與文學系及其嘉賓進行一次演講，於是我們前往校園，在那裡，我們受到了系主任及一群學者的歡迎。我們愉快地聊起了美國、美國教育和文學，以及巴德學院與克盧日大學之間計劃中的合作。我在觀眾中認出許多張面孔。一位電視臺工作人員請求允許拍攝這些過程，我很快便同意了。我似乎覺得在克盧日沒有在這個國家的其他地方那麼脆弱，儘管我寧願與聚集起來的人群進行討論，而不願發表題為“世紀末的文學”的演講。在那種氣氛下，我所能做的就是掩藏起我的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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