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3點。我們意氣奮發地進入洲際飯店的大廳，這裡是安全部的前分支機構，外國人管理處。現在我自己成了個外國人，儘管接待員用羅馬尼亞語歡迎我：“Bine ati venit。”我們登記了兩個相鄰的房間。4點30分，樂團的汽車將回來接美國指揮家前去進行他的第一次排練。我進入1515房間，正準備開啟行李時，電話鈴響了。電話的另一頭是個年輕女性的悅耳聲音，來自羅馬尼亞電視臺。她要求進行一次採訪。我婉言謝絕。她明白，我剛到，需要些時間考慮此事，也許稍後再打電話比較好。我談些什麼呢——特蘭尼斯特里亞、佩日普拉瓦、伊利亞德、我作為一位流亡作家的成功？不，我應該堅持立場。“你擁有被憎惡的榮耀。”一次，波德萊爾[1]欽佩地對馬奈[2]說。我像唸咒一樣對自己重複著這些話，以保護自己不受情緒和禮貌的影響。我是應該作為一個公敵出現在舞臺上，還是作為法西斯主義和極權主義的受害者，抑或作為受到美國人喝彩的羞澀且行將退休的作家？我是個入侵者，如此而已，我所希望的就是被忽略不計。

最近有一則關於米蘭·昆德拉[3]在布拉格的故事：在對家鄉進行過幾次秘密探訪之後，在1989年的事件之後，他終於接受了一次官方邀請，前去接受一個將使祖國與其著名的遊子達成和解的獎項。可是，就在儀式開始之前，他突然覺得他無法出席。他把自己像個困獸一樣鎖在旅館房間裡，從電視上觀看儀式的程序，由他的妻子代表他接受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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