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

1988年夏，在我抵達紐約的數月後，我意外地接到位於紐約州北部的巴德學院的院長利昂·波特斯坦的電話。他奉承了一番我用德文出版的一本書，然後問我是否有興趣在學院任教。1989年春，我應邀訪問巴德學院，終於與他見了面。他是個高個兒，舉止優雅，打著蝴蝶領結，眼鏡片很厚，身上有點兒鍊金術士的氣質。他還是位聞名遐邇的交響樂指揮。我原本以為會立即得到任職，卻不曾想被引到一個面試小組面前。“民主。”院長解釋道。

現在，時間已過去了八年多。我出了書，獲了獎，成了巴德學院的在校作家及教授。甚至在祖國，我的地位也已發生了變化。我在《新共和》上發表的有關米爾恰·伊利亞德和鐵衛軍的文章使我成為公眾的頭號敵人，國際級。我於1997年春重返羅馬尼亞，就如同是一次建築橋樑的練習。

下午3點45分，我來到漢莎航空公司的終點站肯尼迪機場，等待著利昂的到來。他要在布加勒斯特舉辦音樂會，我是他的陪同。這天是4月20日，星期日，碰巧是阿道爾夫·希特勒的生日。我們乘坐的是頭等艙，這使我們可以起飛前在候機室享用免費飲料。我們檢查了日程表，我告訴利昂，布加勒斯特目前的當務之急是羅馬尼亞加入NATO（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問題。

“你也許會被要求在一檔電視談話節目中發表自己的意見。”我對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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