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

胡適之先生在中國文化史上最卓越的貢獻應該還是在文學方面。他是近百年來提倡“文學改良”和推行“白話文學”的第一人！

在近代中國以白話文做大眾傳播工具的不始於胡適。在他之前已有陳獨秀的《安徽白話報》和吳稚暉等所編的《新世紀》。但是正式把白話文當成一種新的文體來提倡，以之代替文言而終於造成一個舉國和之的運動，從而為今後千百年的中國文學創出一個以白話文為主體的新時代，那就不能不歸功於胡適了。

和胡氏同輩的文人學者，乃至目前文學的史家可能都不承認筆者這一定論。他們不承認的理由固多，最大的原因可能還是他們距離胡適的時代太近。距離太近，看得太清楚，因而自覺把胡適“看穿了”，便不能承認胡氏在歷史上應有的地位。

事實上，那位以提倡古文而被譽為“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也不是唐朝第一個寫“古文”的人。他也只是學問好、聲名大、文筆犀利，他的倡導與時代的需要又正好配合，所以他就能壓倒同儔而獨享盛譽。和韓愈同時的一批儒生又何嘗承認他“文起八代之衰”呢？！這頂高帽子原是宋朝的大文學家蘇軾奉送給他的。既戴之後，一千年來自蘇東坡到現在，再也沒有人敢否定韓文公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了。

胡適之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正是如此！如筆者對胡氏的評論有誤，那也許是筆者性子太急，把話早說了二百六十八年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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