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唐德剛教授前些時告訴我，他在撰錄胡適之先生口述歷史之餘，打算自寫一篇“短序”。我聽了一心想到我們時常在紐約十八層高樓高談闊論，一談就不知東方之既白的往事，就不禁暗忖，等著看他這序會怎麼短法。果然在《傳記文學》裡見他下筆千里，把胡先生一生牽惹到了的無數問題與糾葛，幾乎無所不談，談無不痛快。我正在連續欣賞，大過其癮，還幸災樂禍；不料突然收到他的來信，說現在真是沒空，必須結束了，而劉紹唐先生急於要把他這已長達十餘萬言的“短序”出版成專書，他自己實在不能再為自己的“序”作序了，就只好來拉夫。這確實是晴天霹靂，使我不免有大禍臨頭之感。

大家都知道，從前蔣方震先生寫了一冊《歐洲文藝復興史》，要梁啟超先生作序，任公序文一寫就是數萬言，與原書一般長，結果“頭”大不掉，不能印在書前，序文成了專書《清代學術概論》，獨立出版，反而要蔣方震來為這“序”寫了一序。這樣看來，德剛這“序”既然是胡先生的口述自傳招惹出來的，這“序”的序，本來應該請胡先生來寫才算合史例，才能了卻這件公案。但上海靈學會既已不存，那就只好牽著黃牛當馬騎吧。好在多年以前，我曾經對胡先生說過：“你以前曾對梁任公說，晚清今文學運動對思想界影響很大，梁先生既然曾經躬與其役，應該有所記述。後來任公便寫了《清代學術概論》那冊書。現在我要說，五四時期的新文化、新思潮、新文學運動，對中國近代思想社會的影響，比今文學運動恐怕更大更深遠，你也是躬親其役的人，你也應該把這幾十年來的思想潮流，作一番全盤的、徹底的、有系統的敘述、檢討和批判，寫一冊《五四時期思想學術概論》，才算適合大眾和時代的需要。”胡先生聽了直望了我一眼，笑著說：“你這話很對，現在一般人對這一時期的思想潮流，歪曲誤解的很多。我將來也許要寫些東西來澄清一下。不過你們年輕一代責任更大了，總結、檢討、批判還要你們來做。”後來他還要我代他找一些資料。不幸胡先生以後未能如願寫出這書來。現在德剛這篇“序”，也許可說正是胡先生心目中要年輕一代作出檢討批判的一部分。這樣說來，唐“序”便有點像我所提議的那種“概論”的引子，而我這篇“序”的序，也就不是毫無關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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