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開講演的訓練

在我為中國問題四處公開講演之時，我卻沒有受過做公開講演的正式訓練。所以在1912年的夏天，我就選修了一門訓練講演的課程。這是一門極有趣味的課程。我的老師艾沃裡特（Everett）教授是一位好老師。暑校是從7月初開課的。當我第一次被叫上講臺做練習講演之時，我真是渾身發抖。此事說也奇怪，在此之前我已經講演過多少次了，但是這一次卻是在課室內第一次被叫上臺。那天雖然是盛暑，天氣極熱，但是我仍然渾身發冷、發顫；我必須扶著講臺，始能想出我預備的講稿。艾教授看我扶著臺子才能講話，第二次他再叫我時，他便把臺子搬走了，當然我也就無所依據。因為要忙著想我的講詞，我也就忘記我的腿了，它也就不再發抖。這樣便開始了我後來有訓練的講演生涯[1]。

我在康乃爾時代，講演的地區是相當遼闊——東至波士頓，西及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城。這個區域對當時在美國留學的一個外國學生來說是相當遼闊的了。為著講演，我還要時常缺課。但是我樂此不疲，這一興趣對我真是歷四五十年而不衰。

在我大學四年級那一年，我獲得卜郎吟文學論文獎金（HiramCorson Prize on Robert Browning）[2]。該項獎金原是英國文學教授，也是卜郎吟生前的好友，考爾遜（Hiram Corson）所設立的。考氏曾在康乃爾大學教授卜郎吟詩。我用不具真姓名的方式寫了一篇《捍衛卜郎吟的樂觀主義》（In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的論文投稿應徵。那時我因為［轉系的關係］留學的生活費被減縮，同時我還要抽點錢接濟母親，所以生活甚為窘困[3]。這宗五十元的文學獎金對我真是雪中送炭。再者由於一箇中國學生竟然得了一個卜郎吟文學獎，當時竟然變成新聞。紐約各報刊都加以報道。這樣一來，我這位薄有微名的講演者也頗為人所稱道，所以連當時美國文化重地的波士頓市內的“卜郎吟學會”（Browning Society）也請我去講演，這就是我講演的地區一直延伸到波士頓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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